在《要么投降，要么饿死》（SURRENDER OR STARVE: Travels in Ethiopia, Sudan, Somalia and Eritrea）这本书中，卡普兰向我们清楚呈现了“非洲之角”的面目，这个地理区位正在成为美国进行反恐战争的关键区域。卡普兰在对苏丹、埃塞俄比亚、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报道中，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蹂躏该地区的饥荒背后的原因，探讨了对于理解当今地区至关重要的种族、宗教和阶级冲突问题。他在书中展示了自饥荒以来各国如何发展，以及为什么这个地区对世界政局只会变得更加重要。

　　虽然编辑总是盼望“重版出来”，但经常也有“初版出不来”的时候。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“初版出不来”书稿的书摘。

　　穿越红海的咽喉锁钥——曼德海峡（阿拉伯语“悲恸之门”），从基地组织猖獗、部落冲突激荡的也门，飞往一片死寂、稳若磐石的非洲之角新生国家——厄立特里亚，只需45分钟。尽管西方社会宣扬，、发展经济、遣散军队、抑制种族仇恨才是保障国内安宁的唯一出路，并对自身的殖义遗产表示歉意，但至少就目前而言，厄立特里亚的现实对上述这一切提出了诘难。厄立特里亚在第三世界之中，尤其是在非洲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、非强制性的社会自律及效率，可谓令人艳羡。它通过无视西方关于与发展的建议，对邻邦培养一种时而迷恋倾心、时而憎恶自赏的态度，并且常年保有20万大军积极备战、不予遣散，达成了这一点，对于曾被意大利殖民的经历，厄立特里亚的几位甚至还公开表示感激。

　　在我刚刚离开的也门，大街小巷、左邻右舍的店面都贴满了总统阿里·阿卜杜拉·萨利赫（Ali Abdullah Saleh）的画像。不过跟其他的阿拉伯、非洲领袖相比，他搞的，程度还算轻微。可到了厄立特里亚以后，伊萨亚斯·阿费沃基总统的肖像，连一张都看不到。他是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奠基人，领导了游击运动，经过长达30年的低烈度战争，终于在1991年从埃塞俄比亚手中夺取了国家独立。阿费沃基总统告诉我：“四处张贴我的照片会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息，会跟人民群众产生距离。一张照片也没有，反倒把你解放了。我讨厌高高的围墙、全副武装的警卫。”这一非洲地区的其他国家的都深居在戒备森严的军事堡垒之中，阿费沃基总统却住在一座平平无奇、郊区风格的住宅里。他就在一条不起眼的走廊的尽头，在他秘书的办公室接见了我。平日里，他乘一辆四轮驱动的汽车，坐副驾驶的座位，在首都来往穿梭，每逢红灯就停车，而且只有一辆车随行。派驻此地的西方外交官说，他们曾见过他径直走到一大群厄立特里亚人中，然后消失其中，没有任何人随行。一位外国使节评论道：“给他来一枪很容易，而且他也清楚这一点。”

　　置身于也门首都萨那以及中东其他任何地区的西方使团、援助团体，其安全问题都令人焦头烂额，但在阿斯马拉，却几乎不成问题。尽管这个极度贫困、干旱频仍的国家，位于世界上动荡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，尽管首都阿斯马拉的许多店面都破败不堪，急需粉刷，但它不仅仅是非洲最为整洁的首都城市之一，可能也是最安全的。在一天的任何时候，你都可以不锁车门，在黑灯瞎火的街头闲逛，即使见不到一个，也不必担心遭人抢劫——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唯一堪此美名的首都。至于暴力问题，尽管一名派驻萨那的西方援助机构的主管告诉我，他自己是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，因此害怕遭到暗杀，尽管美国大使馆碉堡式的丑陋建筑以及复杂的门禁出入手续，正是一种害妄想症的外化表现，但美国、以色列以及其他常驻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官员、援助机构的行政人员，都会在没有警卫或其他护送人员陪同的情况下自由来去，仿佛就在自己的国家一样。

　　在拥有350万居民，其中几乎一半人口都是文盲的厄立特里亚，妇女经营着商店、餐馆和旅店；残疾人都拥有崭新锃亮的拐杖和轮椅；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同，这里的人开车都很慢，而且会前往驾校学习；废旧金属垃圾场只限于城市郊区；每笔交易都会提供收据；不会因为维护工作草率马虎、电力资源管理不善而频频停电。派驻阿斯马拉的外国使节称赞该国罕有现象，能够妥善落实各个援助项目。非洲大多数地区的农村诊所都是药架空空，供应的药品不翼而飞、下落不明，反观厄立特里亚的诊所负责人，每人都有一本账簿，记录着药品的去向。

　　马萨瓦港口附近有一处巨大的渔场，其存在就证明了厄立特里亚有效利用外国援助与技术的能力。这一占地600公顷的综合设施，先把红海的咸水进行引流、净化，然后分别注入几十个圆形水泥池中，用来养虾。这一过程产生的富含营养的残留物，就用来养殖罗非鱼——这种鱼一般都是淡水鱼。剩下的废水就用水泵抽到芦笋田、红树林以及人造湿地。尽管该项目由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（Phoenix, Arizona）的一家公司监管，一度还聘请了一位以色列顾问，但如今已经不需要顾问了，厄立特里亚人自己改良了泵机，几乎能够独立操作每个环节。

　　厄立特里亚人的组织才能和仇外心理时时刻刻都展露无遗，这不只是政策层面的选择，更是文化与历史经验的产物。厄立特里亚从未有过封建割据的社会结构，也没有酋长或军阀势力。村庄是公有的，通过村委会（当地称之为“baito”）或是村中的长者进行管理。阿费沃基总统办公室主任叶马尼·加布雷·梅斯凯尔（Yemane Ghebre Meskel）解释道：“我们这儿不是一个崇尚个威的社会，因此我们并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，去实现高度的社群主义。”阿斯马拉大学校长沃尔德·阿布·伊萨克（Wolde ab Yisak）评价道：“自力更生是我们的信条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因为我们厄立特里亚人内心深知，自己跟埃塞俄比亚人、阿拉伯人以及世上的其他人都不一样。”（在我离开厄立特里亚的航班上，偶然听到一个厄立特里亚侨民——一个十几岁小姑娘用美式英语向她的弟弟妹妹讲述：“埃塞俄比亚人是如何残害我们同胞的。”）

　　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、宗族主义和全球化观念大行其道的世界里，这种清晰明朗的国家意识可谓屈指可数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也是殖义在印度的遗产。叶马尼·加布雷德（Yemane Ghebread）是人民与正义阵线（People’s Front for Democracy and Justice）的政务官员，该组织的前身就是领导游击运动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。他说：“跟其他亚非国家相比，我们对殖义更为赞许。”19世纪末意大利征服了厄立特里亚，待到20世纪30年代末，意大利人把这一新殖民地打造成了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，铺设了公路、铁路交通网络，原先被群山、大漠分隔开来的民族团结了起来。从阿斯马拉驱车前往马萨瓦，仅仅70英里，海拔高度就下降了7500英尺（约2286米），一路都是数不尽的之字形弯道、桥梁和路堤，沿途尽是绵延不尽的苍翠山峰。这条路是墨索里尼1935——1936年间建造的，由每周工作七天的厄立特里亚高速公路工人养护，路况绝佳。行驶在这条路上，可以体验到西方工业国成功移植给非洲人民的历史动能；殖民统治者离开之后，这种能量也并未消散。

　　据加布雷·梅斯凯尔所言，意大利殖民留下的另一项好处就是“城市规划”。意大利人没有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阿斯马拉，他们发展了马萨瓦以及其他城镇，从而防止出现过度集中化，而这一问题如今严重困扰着其他第三世界国家。为了防止移民大量涌入阿斯马拉，厄立特里亚政府保留了这一传统，并竭力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——这就是为什么阿斯马拉周边没有那些滋生极端主义的贫民窟环绕。

　　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法西斯战败、其东非殖民帝国解体之后，新成立的联合国投票表决，将厄立特里亚纳入埃塞俄比亚的版图。厄立特里亚人对这一决议愤愤不平，最终于1961年起义。厄立特里亚游击武装跟美国支持的埃塞俄比亚，奋战了13个年头。1974年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·塞拉西被推翻，随后迎来了以门格斯图·海尔·马里亚姆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权，厄立特里亚游击队的活动并未停止，从那时起，厄立特里亚游击武装开始跟苏联扶植的埃塞俄比亚政权抗战。尽管他们有能力摧毁苏联供应的战争机器（以投入战场的米格战机和苏联将领为特色），但行事隐秘、思想独立的厄立特里亚人并没有从推行里根主义的美国那里，得到任何援助（罗纳德·里根总统计划为第三世界的产主义叛乱提供武器）。尽管如此，在各自战线上奋战的厄立特里亚、提格雷游击武装，1991年击败了门格斯图，厄立特里亚的坦克高唱凯歌，驶入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。因此，在厄立特里亚人的心目中，他们跟一个人口悬殊10倍的国家抗战了30年，赢得了胜利，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超级大国或其他国家的支援。他们谁都不欠，他们对此反复强调，并且对国际充满鄙夷。譬如一名出租车司机就向我发难：西方一心只关注南斯拉夫（Yugoslav）者斯洛博丹·米洛舍维奇（Slobodan Milosevic）的罪行，反观门格斯图，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毁掉的人命至少是前者的两倍，如今却到津巴布韦（Zimbabwe）尽享奢华。

　　阿斯马拉市中心的一座纪念碑，正是这种自力更生、集体凝聚、为生存而奋斗的明确象征。这座纪念碑不是哪个人的雕像，甚至并非一个普通游击战士的形象，而是一双巨大的凉鞋——当地的提格里尼亚语称之为“希达”（sheda）。每一位厄立特里亚战士都穿这种凉鞋，这是厄立特里亚人用回收的橡胶轮胎制成的、沙漠戈壁战区的终极必需品。这一凉鞋纪念碑表明，在厄立特里亚人的心目中，跟埃塞俄比亚的长年抗战历史重如泰山，以至于在一个穆斯林、东正各占一半的社会里，取代了宗教自身的力量。在这片非洲，敌对群体之间越来越惯于利用伊斯兰教、教的身份认同来自我标举，有鉴于此，这一成就可谓令人钦佩。

　　经过一系列漫长的市民大会，厄立特里亚人1996年草拟了一部宪法，一位外国使节称其为“无可挑剔的宪法”。但1998年再次跟埃塞俄比亚爆发战争之后，这部宪法就从未实施过。据估计，1998—2000年间厄立特里亚—埃塞俄比亚战争致使1.9万名厄立特里亚人、6万名埃塞俄比亚人丧生。一辆辆坦克、一架架喷气战机在沙漠战场上轰鸣，让人联想起1967年、1973年的阿拉伯—以色列战争。美国出面斡旋，双方停火，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，针对存在争议的国界划定了目前的边境线。

　　一向被西方记者、决策者精英所忽略的这种倔强顽固、社会自律，透过各种方式把厄立特里亚塑造成了最具民权精神的社会。但最近这场战争以来，这一点却让厄立特里亚成了欧洲、美国眼中的末流国家——而且理由充分。2001年，全国大选被无限期推迟（尽管在我访问期间，村一级的选举仍在自由、公平地开展）。但更令人不安的是，针对的广泛：11位、9位记者、几名商人，以及在美国大使馆经济部门工作的两名厄立特里亚公民遭到逮捕，在没有被控告的情况下监禁至今。如今的厄立特里亚面临着非洲最严苛的新闻管制。此外，一场全国性的征兵动员运动迫使青年男女在军队及文职机关服务18个月。从原则上来看，这是个好办法，不过他们往往被长时间地逾期留用，而且无法确保何时能够获得自由。由于经济改革的步伐极其缓慢，加上近期的，许多年轻人都默默地离开这个国家。在条件放宽之前，越来越愤愤不平的侨民也纷纷拒绝回国大举投资。

　　“我们要求的一点都不多，”一位别国的外交官向我吐露，“他们甚至都不需要举行全国大选。考虑到厄立特里亚的社会控制力，再加上人口也不多，他们只要能够实行类似中国的经济改革，就会跟新加坡一样，一夜繁荣起来。”不过，有几位外交官员也承认，这里的爱国情怀极强，他们感觉不到社会上对该政权有什么普遍的不满情绪，除了在阿斯马拉的一些城市精英中间。一个常住此地的外国人悄悄告诉我：“改变只会发生在最高层。我们明天一早醒来，发现伊萨亚斯（阿费沃基总统）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，这种情况也不无可能。”另一位外界“高人”跟我说，他还没有放弃阿费沃基总统，但如果说2003年依然没有进行一些、经济方面的改革，他就要把这位总统归入非洲其他莽夫强人的行列了。

　　我第一次采访伊萨亚斯·阿费沃基是在1986年厄立特里亚北部的一个山洞。